延安时期,许世友想与耿飚比武,耿飚说咱俩南拳北腿打不起来!
许世友听说耿飚自幼习武,便起了兴致,笑着提出比试。旁人跟着起哄:“比一比!”这场比武没有真正打起来。耿飚摆摆手,说:“咱俩是南拳北腿,打不起来。谁伤了谁,也不合适,还是你练一套吧。” 许世友没有勉强,当即拉开架势。拳脚一动,虎虎生风,颇有少林路数。耿飚站在旁边观看,旁人也连声叫好。这个细节看似轻松,却很能说明两人的性格:许世友敢打敢拼,耿飚却懂得收住锋芒。 耿飚的武艺并非临时练出来的。他的父亲耿楚南年轻时走南闯北,曾习练传统武术,家中还留下一副虎头双钩。耿飚从小跟随父亲练功,接触过南拳、单刀和骑术。父亲反复告诫他,学武不是为了逞强,而是为了强身、自卫,更要在危急时刻保护百姓、报效国家。 这番教诲伴随了耿飚一生。参加红军后,他很快显示出过人的体魄和胆识。战场上需要近身搏斗时,他敢于冲在前面;部队行军遇到险阻时,他也常常承担最艰苦的任务。官兵们见他性格刚烈、作战勇猛,便送了一个“耿猛子”的称号。 1934年7月2日,温坊战斗打响。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飚,奉命率部向敌军阵地发起突击。战斗进行不久,军团部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,可传令兵途中牺牲,红四团没有收到消息。 枪声渐渐稀疏,杨成武察觉到不对,赶到耿飚身边提醒:“好像只有我们一个团还在打。”耿飚观察敌情后没有立即退却,而是判断温坊外围阵地尚未被突破,若此时停下,部队可能前功尽弃。他下令继续进攻。 葫芦垭口是敌军依托的险要位置。耿飚集中机枪火力,随后举起手枪喊道:“干部、党员跟我来!”红军很快夺下垭口。到7月3日清晨,红四团俘敌一千余人,缴获了一批武器,部队伤亡却很小。 胜利之后,陈光打电话表扬了他,话锋一转又批评道:“把干部、党员都带上去,万一出现伤亡怎么办?”耿飚没有争辩,只说:“我承认错误。”陈光让他写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反对个人勇敢》,强调集体力量。这个处罚,实际上也是一次提醒:勇敢不能脱离指挥,更不能把个人冲锋当成全部战斗。 长征途中,耿飚又经历了更严酷的考验。1934年11月下旬,红一军团担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任务。红四团在怀中抱子岭一带阻击敌军,连续坚守五天五夜。11月30日,阵地战况最紧张,杨成武负伤,多处阵地相继失守。 耿飚见敌人逼近,抽出马刀,带头冲向敌阵。那不是武术场上的套路,而是生死相搏。红四团以顽强阻击,为中央纵队渡江争取了时间。战后,耿飚浑身沾满血污,疲惫和呕吐感一起袭来,却仍要组织部队撤离、清点人员。 有意思的是,这位在战场上敢挥马刀的人,平日还十分擅长骑马。红军进入四川后,他曾在草原上发现一匹烈性白马。没有套马工具,他便徒手追赶,抓住马尾后跃上马背,却一次次被甩进泥地。折腾了整整一天,才把烈马驯服。 那匹马后来带着十多匹马回到驻地。耿飚把其中两匹送给朱德,又将其余马匹分给有需要的同志,只留下自己的坐骑。这些小事与战场猛冲并不矛盾,反而显示出他的另一面:能拼命,也能守纪律;有本事,却不把本事当成炫耀的资本。 抗战时期,耿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,后带领七七〇团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。1941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,他组织部队开荒种地,并带队清除危害庄稼和人员安全的野兽。一次猎得老虎后,他把虎肉送给中央领导。毛泽东见到后笑称:“古有武松打虎,今有耿猛子送虎。” “耿猛子”这个称呼,既来自他的拳脚和胆气,也来自一名军人对任务的担当。许世友没有与他交手,反倒让两套拳脚在操场上各自留下了余地。那场没有发生的比武,或许比真正的胜负更能说明问题:战场需要勇猛,军队更需要分寸。 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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