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,邓小平积极为彭德怀平反,并说道:他是正确的,是我错了

这只骨灰盒,四年前曾以“王川”的名字存放在成都一处公墓。名字是化名,身份却非同寻常。彭德怀没有留下子女,亲属能做的,便是设法把事实送到中央,要求重新审查那桩长期悬置的旧案。 事情的起点,不在追悼会,也不在会议表决,而是一封侄女写给中央的申诉信。信中没有过多渲染,只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、此后受到的处理,以及他多年申辩的经过,一项项写清楚。 王震看到信后,认为材料不能只停留在亲属诉求层面,便认真核阅并作了必要的整理,再转交邓小平。邓小平读完后,谈到彭德怀时说:“他和我一样,有缺点,也有错误,但是功绩比错误多。” 这句话分量很重。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,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时,邓小平也曾参与相关处理。华国锋后来查阅旧案卷,发现其中有邓小平当年撰写的批判材料,便当面问道:“当年您也反对彭德怀,现在又主张平反,这不是矛盾吗?” 邓小平没有回避。他回答:“当年我确实反对过彭总,但事实证明,他是正确的,我是错误的。现在要做的,就是纠正这个错误。”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自我辩解。对于长期从事党和军队工作的领导人来说,承认过去判断有误,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个人声誉,还涉及一整套已经形成的结论。彭德怀一案能重新启动,关键就在于把“维护旧结论”转向“按事实重新审查”。 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教训。1959年7月14日,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,谈到农村工作、经济形势和实际困难。他的本意是交换意见,信中也有对成绩的肯定,却被扣上了所谓“反党集团”头目的帽子。此后,他多次申诉,始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。 离开领导岗位后,彭德怀住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。他曾在院内开荒种地,也曾回湖南湘潭调查农村情况,写下长篇报告,试图从生产、分配和基层管理等方面说明问题。一个打过无数硬仗的元帅,被安排在狭小环境中做这些事,表面平静,内心却并未停止思考。 1965年,彭德怀重新被安排到西南参与三线建设。职务和条件已不能同过去相比,工作中还常常受到掣肘,但他仍然逐项查看工程,关心交通、厂址和职工生活。有人议论他的处境,他只说:“我做事光明磊落,管他们怎么说。” 可惜,身体没有给他更多时间。1973年,彭德怀被查出直肠癌,病情发现时已经较重。1974年11月29日,他在北京301医院逝世,终年76岁。临终前,他曾表达过想见朱德的愿望,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。 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,彭德怀的遗体处理十分低调,骨灰被送往成都,并以“王川”之名保存。周恩来曾作出交代,要求妥善保管,未经中央军委批准,不得擅自更换存放位置。正因如此,这只骨灰盒才没有被当作普通遗骨处理。 1978年,随着党内工作逐步恢复正常,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11月10日,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彭德怀问题,陈云提出应当重新审查并为其平反,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。华国锋没有急于下结论,而是要求调阅档案、核对材料,这个做法也体现了当时处理历史问题所强调的实事求是。 档案重新摆到桌面上,会议记录、彭德怀的信件以及当年的处理依据被逐一核查。结论最终明确: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理是错误的,应当彻底平反,恢复名誉。 12月,工作人员前往成都寻找“王川”的骨灰。公墓和殡仪馆方面只知道这是一份需要长期保存的特殊骨灰,并不清楚真正身份。有人担心超过保存年限会被处理,仍坚持把它保管下来。确认姓名后,工作人员才知道,自己守护多年的,正是彭德怀元帅的遗骨。 骨灰运回北京后,彭德怀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曾经被错误批判的元帅,终于以应有的身份重新安葬。案卷里的文字没有被抹去,会议中的责任也没有被回避,而是通过重新审查,给出了迟到却明确的结论。 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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